民国时期著名刊物《北洋画报》1933年4月13日曾编辑《还我河山》专版，刊发了三篇文章，对《还我河山》做了全面介绍。王伯龙为专版做了题签。

第一篇题目为《“还我河山”简略本事》，文章介绍了电影拍摄的背景：“白蕉岛土民，黄金龙玉龙兄弟，蹴然崛起，联合岛人，制武器，结民团，与夷寇抗。相持年除，寇不敌，改以智袭，赂以黄金，饵以美人，广布间谍施离间缓兵之计。黄兄初为所愚，几肇阅墙之祸，俄而翻然猛省，合力御侮，终将夷寇驱出海外，还我河山一片中最惨烈一幕，弟殁于阵，兄残一足，黄金龙于岛民祝捷宴上，演词有‘予弟虽亡，而国土完整，予体虽残，而河山无恙，庸何伤乎？’可见报国决心之壮烈矣。”证明了《还我河山》是围绕白蕉岛人民反侵略展开的。

第二篇题为《关于“还我河山”一封书：王次龙致王伯龙》，提供了王次龙执导《还我河山》时的具体信息。王次龙在信中写到：“白蕉岛属广东中山县，沿海群岛地势荒僻，而风景奇丽，红礁碧浪，四望一色，置身如在古油画中，弟等所居为一英人海滨别墅，明朗轩爽，绝似檀香山气候。植物多热带产，海岸沙作红色，各种蚌壳千奇百怪，有做扇面型，中有生一W字者，四哥捡得甚多，另装匣寄呈，用资纪念。

此岛乃著名海盗啸聚之所，当地土人拾被掳掠，去年冬曾组民团两千人，与海盗战月余，始退入海中孤岛。由四处掠劫，弟等来时尚戒严，虽请有正式军队，随同保护，仍需人人配枪，至下午五点即不能外出。别墅外散布哨兵，与临敌无异。

此次拍片最为困难者，既土人指挥不易，语言尤不通。所用临时演员千余人，忽来忽去。又加濒海天气，阴晴无定，比拍一普通片，费时三倍以上，耗资更多矣。幸同人悉抱决心，为国难而奋斗，精神极愉快，所惜有此许多犀利武器，未能至火线一拼耳。

困难虽如上述，难收获殊出人意外，七千尺仅减去废片千余尺，复多罕观之天然背景。土人遇作战，拼命真干，有自高崖一跃入海者；有悬岩峻坡坡攀涉如飞者，使人瞠目结舌，气息为促，为兄剧本生色匪浅。”

《北洋画报》还刊发了摄制组在白蕉开拍的合影照片。

以上资料，证明了《还我河山》有一定的史实基础，是在今白蕉镇发生的（白蕉岛在新中国成立后因围海造地与大陆联为一体）。王氏三兄弟在史实基础上，结合抗战形势加以艺术改编，以白蕉为电影拍摄地拍摄而成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上海电影界涌现大量救亡题材作品（如《风云儿女》《共赴国难》）。王次龙作为联华影业导演，曾参与《火烧红莲寺》等片拍摄，擅长社会题材。影片通过村民抗贼故事隐喻抗日救亡，呼应“九一八”事变后“还我河山”的民族口号。这部电影以通俗故事承载救亡口号，强化民众认同，开创商业电影结合民族叙事的路径，将“还我河山”从政治口号转化为银幕意象，成为1930年代抗日文艺浪潮中一部颇具特色的代表性影片。

署名为丹枫的评论者，1934年9月23日在《申报（本埠增刊）》发表了评论文章，认为：“很显然的《还我河山》在反帝抗日的意义上，有着极大的成就。剧作者大声疾呼地教观众反帝抗日，民众们自己拿出力量来，自己组织起来，收复失地，只有民众自己动手。”

1934年1月18日，《时报》刊发了《写在还我河山试映后伟大的魄力五字定评》，认为此片“故事对于激励民族意识，有十二分的煽动力。意识是否正确或肤浅，我们姑置不谈。然而它的煽动力（虽然还未锻炼至炉火纯青）足以煽动观客的情感，是真正的‘电影’所必须具备的。它将民族意识很巧妙地渗进现实的题材里”。

（作者系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）